笔趣阁

鲁成公十七年（第2页）

“嬖”字在《左传》中多次出现，最原始的含义是：出身低贱却受到宠爱。嬖有内外之分，内嬖当然是指宫里的女人，外嬖则是指宫外的男人——对此不太明白的话，可以百度一下“龙阳之好”，这里不多解释。

正如士燮所担心的，鄢陵之战后，晋国的外部压力急剧减小，内部矛盾日益突出。晋厉公本人对于国内卿大夫家族势力过于强大早就心怀不满，想要将他们全部清除干净，换上他自己的人。鲁宣公八年，缺以胥克有蛊疾为由，免去其下军副帅的职务，胥克的儿子胥童由此怨恨氏，同时他又受到晋厉公的宠爱。锜抢夺了夷阳五的土地，夷阳五也受到晋厉公的宠爱。与长鱼矫争夺土地，将长鱼矫抓起来，用戒具铐住他的手，和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小孩铐在同一根车辕上，不久之后，长鱼矫也成了晋厉公的宠臣。鄢陵之战中，栾书主张先守后攻，至主张速战速决，晋厉公听从至的意见，打败了楚军，栾书非常不爽，想废除至。综上所述，晋国的内部矛盾，集中到了氏家族身上，当然这与“三”飞扬跋扈的性格是分不开的。

栾书派人指使鄢陵之战中被俘的楚将公子到晋厉公面前告状：“鄢陵之战，至确实是向寡君发出了邀请的。因为当时东部诸侯的部队还没有到来（齐、鲁、卫三国部队全部迟到），晋军的统帅也没有全部到场（下军副帅荀留守国内，新军元帅前往各国请求出兵相助），至说：‘此战必败，我可乘机拥护孙周以侍奉君主。’”

孙周是谁？

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、晋厉公的族兄弟。孙周的祖父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。前面说到，自晋献公以来，晋国就有驱逐“群公子”的传统，除太子之外，那些公子、公孙，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。孙周的父亲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，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，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，所以被命名为“周”。同族人当中，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。据《国语》记载，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、忠、信、义、教、孝、惠、让八种品德，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，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，反过来侍奉孙周。无论是从血统上还是从声望上讲，孙周是有资格成为晋国的君主的。

晋厉公听了公子的诬告，难免害怕，又告诉了栾书。栾书说：“应该是有这么回事吧！不然的话，鄢陵之战中，他怎么连死都不顾虑，会接受敌人的来使呢？”

这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至在鄢陵之战中，确实是接见了楚共王的使者，而且接受了楚共王赠送的一张弓。可这并不是通敌而是当时的风气使然。鞌之战中，韩厥不也给齐顷公行君臣大礼，而且献上酒杯和玉璧吗？如果说至有通敌的嫌疑，韩厥同样值得怀疑。

栾书建议：“国君何不试着派至出使王室而派人暗中观察？”晋厉公于是派至到雒邑访问，栾书安排孙周与至见面。晋厉公派人窥探，确认至是有二心的了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“三”还是没有觉察到危险。有一天，晋厉公打猎，和女人一起先射，并且喝了酒，才让卿大夫们射。至射中一头野猪，准备献给晋厉公。宦官孟张却抢走了这头野猪。至引弓便射，杀死了孟张。晋厉公大为恼怒，说：“至欺负到寡人头上来了！”

厉公将作难，胥童曰：“必先三。族大，多怨。去大族，不逼；敌多怨，有庸。”公曰：“然。”氏闻之，欲攻公，曰：“虽死，君必危。”至曰：“人所以立，信、知、勇也。信不叛君，知不害民，勇不作乱。失兹三者，其谁与我？死而多怨，将安用之？君实有臣而杀之，其谓君何？我之有罪，吾死后矣。若杀不辜，将失其民，欲安，得乎？待命而已。受君之禄，是以聚党。有党而争命，罪孰大焉？”壬午，胥童、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氏，长鱼矫请无用众，公使清沸助之。抽戈结衽，而伪讼者。三将谋于榭，矫以戈杀驹伯、苦成叔于其位。温季曰：“逃威也。”遂趋。矫及诸其车，以戈杀之。皆尸诸朝。

晋厉公将要对卿大夫们发难。胥童建议：先除掉“三”，他们家族势力庞大，多招怨恨。去除大家族，公室不受威逼；讨伐多招怨恨的人，容易有功。晋厉公以为然。

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了“三”耳朵里。锜的想法是拼个鱼死网破，主动讨伐晋厉公，“就算死，国君也危险了”。至反对这样做，说：“人在这个世界上立足，靠的是信、智、勇。讲信用，不背叛国君；讲理智，不祸害百姓；讲勇气，不兴风作浪。失去这三种品德，谁会支持我们？死而招惹更多怨恨，又有什么意义？国君拥有下臣而杀了他们，又能把他怎么样？我们如果有罪，现在死已经晚了。如果国君滥杀无辜，也将失去百姓，就算他想平平安安，可以吗？还是等待命令吧。我们接受国君的俸禄，以此聚集亲党。有亲党而与国君相争，还有比这更大的罪吗？”

后人或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像“三”这样的中国人。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，行动像风一样迅速，缺德的时候人神共愤，大难临头的时候又表现得像圣人一般纯洁和迂腐。很难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，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的一种超然态度——人固有一死，避之何益？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胥童、夷阳五带领甲士八百人，准备进攻氏。长鱼矫提出，犯不着兴师动众，交给他就可以搞掂了。晋厉公于是派清沸帮助长鱼矫。两个人举着长戈，衣襟相结，装出一副发生了冲突要打官司的样子，来找“三”主持公道。“三”受理了案件，准备在台榭里计议，长鱼矫突然跳起来，挥戈将锜和杀死在座位上。至一看势头不对，说：“逃走好过枉死。”拔腿就跑。长鱼矫追上去，用长戈将至杀死在车上。

晋厉公下令将“三”的尸体摆在朝堂上示众。

胥童以甲劫栾书、中行偃于朝。矫曰：“不杀二子，忧必及君。”公曰：“一朝而尸三卿，余不忍益也。”对曰：“人将忍君。臣闻乱在外为奸，在内为轨。御奸以德，御轨以刑。不施而杀，不可谓德；臣逼而不讨，不可谓刑。德、刑不立，奸、轨并至，臣请行。”遂出奔狄。公使辞于二子，曰：“寡人有讨于氏，氏既伏其辜矣，大夫无辱，其复职位！”皆再拜稽首曰：“君讨有罪，而免臣于死，君之惠也。二臣虽死，敢忘君德？”乃皆归。公使胥童为卿。

按照晋厉公的计划，杀“三”仅仅是个开头，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各大家族。可是，当胥童带着甲士将栾书、荀偃劫持到朝堂之上，晋厉公却犹豫了。

长鱼矫说：“不杀这两个人，忧患必将缠上国君。”

晋厉公说：“一天就让三卿陈尸堂上，我不忍再增加了。”

长鱼矫说：“国君不忍心对付他们，他们却忍心对付国君。下臣听说，祸乱发生在朝堂之外就是奸，在朝堂之内就是轨。要用德对待奸，用刑对待轨。不施教化就杀，不能说是德；以臣逼君而不加以讨伐，不能说是刑。德、刑不能确立，则奸、轨联袂而至，下臣请求离去。”

长鱼矫说走就走，逃到了狄地。晋厉公派使者向栾书和荀偃解释：“寡人讨伐氏，氏已经服罪了。你们不要把被劫持的事作为侮辱，官复原职吧！”

栾书和荀偃做梦都没想到有这样的好事，都再拜叩首说：“国君讨伐罪人，而赦免臣等死罪，那是国君的恩惠。我二人就算死了也不敢忘记国君的恩德。”于是都回去了。晋厉公封胥童做了卿。

公游于匠丽氏，栾书、中行偃遂执公焉。召士，士辞。召韩厥，韩厥辞，曰：“昔吾畜于赵氏，孟姬之谗，吾能违兵。古人有言曰‘杀老牛莫之敢尸’，而况君乎？二三子不能事君，焉用厥也！”

事实证明，晋厉公太幼稚了。自晋文公年代以来，晋国诸卿就形成了与公室抗衡的态势。各大家族之间，虽然时不时有矛盾和斗争，但是在维护卿大夫的整体利益这方面，是从来不含糊的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，“三”如果死于诸卿内斗，大伙都不会有意见；死于晋厉公之手，大伙就都警惕起来了。被晋厉公劫持过的栾书和荀偃更是惴惴不安。有一天，当晋厉公在宠臣匠丽氏家里游乐的时候，栾书和荀偃发动政变，囚禁了晋厉公。二人召唤士，想让士成为同谋，士拒绝了。又召唤韩厥，韩厥也不干，说：“当年我被赵氏抚养成人，因为赵庄姬进谗，大伙群起而进攻赵氏，我能够顶住不发兵。古人说得好，杀老牛没人敢做主。何况是杀国君？你们几位不能侍奉国君，要韩厥何用？”

士、韩厥不肯与栾书、荀偃合谋，但也仅仅是不合作而已，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可以这样理解，对于囚禁晋厉公这件事，士、韩厥选择了袖手旁观。

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，道吴人围巢，伐驾，围、虺，遂恃吴而不设备。楚公子师袭舒庸，灭之。

楚国在鄢陵战败，让长期受压迫的舒庸人看到了希望。他们引导吴国人包围巢地，进攻驾地，围攻地和虺地，于是仗着有吴国撑腰而不加防备。楚国的公子师带兵袭击舒庸，将其消灭。

闰月乙卯晦，栾书、中行偃杀胥童。民不与氏，胥童道君为乱，故皆书曰“晋杀其大夫”。

闰月二十九日，栾书、荀偃杀胥童。百姓不支持氏，胥童唆使国君作乱，所以《春秋》记载：“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。”以为警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