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

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（第1页）

我当北大出版社总编辑

1996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担任副主任，负责研究生工作，一年多以后，调到北大出版社任总编辑。去出版社之前，我犹疑，舍不得离开教学岗位。当时的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就把我找去，好说歹说动员我赴任。我当时莫名其妙说了一个词，“诚惶诚恐”。现在分析，这不当的用词可能隐藏着一种潜意识：我怕担负不了总编辑的职责，更怕改变当教授的生活轨道。我要谢绝这一任命。可是我上大学的女儿一句话，又松动了我的意志。女儿说，爸爸，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！加上妻子也一旁鼓动，我终于又决定接受学校任命，去出版社了。当时和学校说好的条件，是关系不转，不脱离教学。所以任总编辑那几年，我还兼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席，带博士生，给本科生上课。

1997年7月底，我从欧洲访问回来，就被催促去出版社报到。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，在出版大楼开了一个干部会，校党委副书记岳素兰同志宣布了我的任职。和我搭班子的是社长彭松建，以及社党委书记周月梅。大概考虑当时出版社的实际情况，强调集体领导，岳素兰书记特别提醒说，“你们三位都是一把手”。后来我们三人配合还是默契的。彭松建社长负责抓全面，偏重经营管理；周月梅书记管理人事与党务；我主要负责选题和出版。当时出版社班子力量很强。彭社长学经济出身，搞出版多年，在出版界人脉通达，还兼任版协负责人职务，业务很在行，也有威信。还有张文定（副社长）是出版社元老，思想活跃，点子很多；王明珠（当时副总编，如今是出版社社长）学数学出身，年轻而睿智，曾成功策划过影响极大的畅销书《未来之路》。我和他们关系处得很融洽，他们也给过我很多支持与帮助。出版社人员比教学单位要复杂一些，遇事不决断，是不行的。老彭不止一次说，“有人在会上吵闹，甚至拿起烟灰缸就朝你砍过来”。这在院系不可想象。我还真的碰到过这一类事情。照说，我当时已经是博士生导师，博导来当总编辑大家都觉得新鲜（那时博导很少），表面上应当有些威信的吧。可是不见得，我说的话有时没有人听。后来我有意识抓住一个在社里有些跋扈的典型，当面清楚表明自己的处理意见，算是“亮相”。几次全社大会上，我都旗帜鲜明地表扬工作负责的，批评那些拉拉扯扯吊儿郎当的。我还和总编室一起，摸索建立了选题计划论证、专家咨询、稿件匿名外审，以及书号严格管理等几样制度，抓典型，抑制那些散漫随意、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虽然阻力重重，但总算做到有章可循了。我是“外派”进去的，没有根，人家不理睬也正常。当时我真是有点“冲”，好像并不符合我的个性，在系里我是不可能这样“强势”的。

到出版社碰上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北大百年校庆。那时学校要编一本展现北大历史与现状的大型画册，由宣传部长赵为民、干事张黎明（如今是北大出版社总编辑了）、编辑张凤珠、美编林胜利，加上我，几人组成一个班子，负责编写和出版这个画册。虽是一本画册，可是很难着手。这不是个人著作，政策性强，北大又还没有个比较认可的校史，历史怎么评价？哪个人物上哪个不上？哪张照片大些哪张小些？都要反复琢磨讨论，平衡斟酌。我们从校档案馆找来了上千幅图片，翻来覆去，从中挑选一部分，以反映北大百年的历程。而现状的照片，许多需要补拍。为了给燕园俯拍全景，林胜利还特地托人，向有关部门申请了飞机航拍。许多院系为了上画册，专门照了全体像。其中许多照片的确下了大的功夫，都成为“经典”了，至今常为各种书刊选用。我们在勺园五号楼租了个套间，有一个多月，夜以继日，在那里讨论编写，反复多次，终于把这本中英文对照的大型画册编成，收录400余幅珍贵图片，印刷4万多本，是校庆赠送贵宾校友的主要礼物。从画册构思、图片选择、文字编写、英文翻译，到发排印刷，我一路盯下来，也算是我到出版社的业务见习了。

除了画册，校庆图书有五六十种，都要赶在半年多时间内出版，任务相当艰巨。我和彭社长几次召开大会动员，要求团结奋战，全力以赴。如《北京大学》（画册）、《今日北大》、《青春的北大》、《巍巍上庠百年星辰：名人与北大》、《我与北大》、《如歌岁月》（北大研究生访谈录）、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、《北大创办史实考源》、《北大百年国学文粹》、《蔡元培先生年谱》、《北大史料》、《北大百年校庆北大人书画作品集》，以及各院系为校庆专门编辑的学术论集，等等，都是在校庆前几个月突击出来的。我自己还亲自主持编辑了书籍多种（有的就是责任编辑），包括《北大中文系简史》（马越的硕士论文，由我指导）、《百年学术：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》（我与费振刚主编）、《北大风》（北大历史上学生刊物文选，我与李宪瑜编）、《我爱燕园》（宗璞的散文集）、《北大缤纷一百年》（校庆记盛资料集，由我指导，李宪瑜主编），等等。后来想想，当时既没有加班费，也没有码洋提成之类，就是有一股热情，依靠群策群力，才能干这么多的事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北大校庆藏书票”的出版。这套藏书票100枚，收录了有关北大历史的许多极其珍贵的图片资料，由江溶和林胜利设计，校庆时首发，限售1000枚，被誉为最有创意的出版物。在印制第二套时，我亲自参与方案设计，下厂督印，并在三联和西单图书大厦主持发行仪式。这几套藏书票现在已经成为民间收藏的珍品。1998年5月，由迟惠生副校长带队，我们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组织了北大校庆图书展销，引起很大轰动。我为展销会设计了主题条幅，“学术的尊严，精神的魅力”。后来就成为北大出版社的“社训”。

北大出版社是一个学术出版单位，依靠北大的资源优势，条件是非常好的。我当总编辑那时，北大社的编辑力量相当强。如政经法编辑室的苏勇、张晓秦、李昭时、符丹，语言编辑室的郭力、许耀明，理科编辑室的邱淑青、赵学范、刘勇、王明舟，文史编辑室的乔征胜、江溶、胡双宝、宋祥瑞、张凤珠、马辛民，等等，都是学有专攻的编辑行家。我深知当一个编辑相对容易，当学者型的出版家就很难。而当年北大社就有许多学者型的出版家，他们也是北大的财富，我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。记得我多次登门向这些专家求教，请他们策划选题，为出版把关。按照规定，我得负责每一本书的终审，签字之后就是放行付印了。这个责任很大，都包揽下来得把自己忙死。我就“权力下放”，把一些资深编审发动起来，请他们审阅把关，确保了编辑质量。当时每年出书种数已经七八百，重印率很高，但差错率控制得还是比较低的。

当时市场化大潮正冲击各个出版社，码洋与利润成为衡量出版社地位的主要标准。我在业界一些应酬场合，感觉到了金钱的分量。这和在中文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那时有民间书商推出一本《学习的革命》，广告做得满天响，据说几个月就推销了500万册。大家都很羡慕，连某些出版界的官员也在会上说这是值得提倡的新事物。我找了那本书来看，觉得其实对学习帮助不大，起码不是什么“革命”。我认为一本好书如果推销越多，社会受益会越大，出版者也能赚钱，这是“佳境”；但是如果一本并不怎样的书，包装宣传过分，销售很多，结果读者被你动员买了，不见得看，也不见得受益，就是资源浪费，对社会有害。也许从广告营销角度看，《学习的革命》有成功之处，但从出版的角度，则是失败的。我在一次全国书展的论坛上，发表了自己的这种看法。但是这声音如同泥牛入海，甚至有人认为是书呆子的“较真”。

还有，那时出版界时兴“策划”二字，北京许多大出版社都纷纷“挖角”所谓“策划编辑”。这些编辑确实有两下子，就是能出点子，让学者专家跟着他来做书，等于他们在指挥学者，或者通过某些炒作引起读者对他们书籍的注意。对此，我又在出版界的杂志上发表不同意见。认为编辑的功能和作者不同，编辑的“策划”应当是有“度”的，不能“过度”。特别是学术类图书，必须建立在正常的学术生长的基础上，先要有扎实的成果，你才好组织出版。学术生产及学术评价，有它自己的规律，学术成果需要沉淀，传媒与出版过度介入，可能会搅乱学术生态。我还认为，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，不能拔苗助长，也不宜过分宣传，否则会帮倒忙的。但是，诸如此类“不合群”的意见，几乎不会有人重视。甚至有些记者来采访，听了我的话也觉得“扫兴”，或不以为然。我感到有些寂寞，甚至怀疑自己“入错”了出版这个门。

不过，我想既然学校派我担任这个总编辑职务，北大社又有比较好的空气，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。我征求了许多老编辑的意见，认真了解了北大出版的历史，心中有数了，就努力争取班子支持，提出北大出版社必须以学术为本。我认为这不是说说看的，而是立社之本，是我们出版的命根子。我利用许多场合提出，出版社当然要经营赚钱，但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，多出好书，又能顺理成章地赢利，才是正道。不能让社里编辑有太大的经济指标压力，有相对自由的心态，才有精力和兴趣去做有品位的好书。北大出版社和“北大”这个名字联系一起，应当很珍惜，做到既进入市场，又和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处处不忘维护学术品位。我们北大社没有必要和社会上某些赚大钱的出版单位去比拼，不以码洋、利润论英雄。我曾经向学校领导进言，不要把出版社作为纯粹的经营单位，也别指望出版社给学校多赚钱进账，应当把出版社和图书馆那样，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，展现北大的学术成果。我提出北大社要发展，更要质量，希望能出一些比较大气而且具有标志性的书。我把这种书叫作“大书”。

我首先注意到《全宋诗》。这是大型古籍整理项目，由北大古籍所牵头，已经经营多年。共有72卷，1997年我到出版社时，这个项目出书已经拖了三四年了，才出版7卷。由于对这个项目比较熟悉，我对它的学术意义有足够的把握。所以我希望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用一年多时间把72卷出齐。这得到社里几位社领导支持，但也担心短期内完不成任务，何况投资很大，盈利不多。反对的声音也是很强的。于是我在一次会上说，我们写的一些书，卖得也不错，但二十年后可能就很少有人看了。而《全宋诗》这样的“大书”，即使有千百个差错，也肯定会流传下去，有可能成为与《全唐诗》媲美的双璧。北大社能出这样的书，是一种荣誉，也是责任。可是，能否一年内把72卷出齐，许多人都表示怀疑。有一位老编辑径直对我说：“您不懂，要一年出齐72卷，除非不睡觉。”我也半带夸张地说：“不睡觉也要出来。”

决定下来，就全力以赴。除了校庆的书，其他许多选题都停下来，或者往后放。这就惹上了麻烦。其中有一套书规模大，是重点项目，我建议停下来，还给它找了校外一家对口的出版社来接手。该书的主编原也同意的，后来却反悔，对我展开攻击。他甚至印发简报，给北大各位校领导，申斥我把北大出版社变成文学出版社了。做点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容易。我没有放弃，还是坚持把《全宋诗》放在主要位置，依靠全社力量，终于在一年多时间里出齐了72卷，并在1999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。这套“大书”至今仍然是北大出版社首屈一指的标志性出版物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》的出版。该书原是民间出版人卢光明先生策划的，邀集了数十位专家参与投入。我得知此事，感到该选题意义重大，就专门和彭松建社长到动物园门外的宾馆，与卢先生接洽，希望拿到北大社来出版。为了慎重，又请古籍编辑马辛民等组织专家论证。专家认为该书是系统整理前人注疏校勘的成果，对注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，是重大的学术建树。这套书共26册，分为繁体与简体两种版本，规模之大和投资之大，是北大出版社从来罕见的。我和社长拍板要出这套书。在我调离北大社的第二年，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》问世了，在学界与出版界都影响巨大。这是又一套标志性的北大版“大书”。去年我们原来在人民大学毕业的同学聚会，要给母校送礼物，我就买了一套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》献给人大中文系。在我看来，这比送几本自己的著作更有分量。

最后我还得说说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。这是一本教材，我和钱理群、吴福辉合著的，1998年北大社出版，至今已27次印刷，印数达60多万册。说来有点意思，这本教材成稿于1985年前后，是王瑶先生建议我们合作编写的，当时参加者还有王超冰。初稿在并不起眼的杂志《陕西教育》上连载，后来修改，准备正式出书。我就代表四位作者和北大出版社联系。记得当时在校内32楼南边平房，我带着一大摞稿子找到当时的文史编辑黄子平（现在香港，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），他说“没问题，没问题”，但要通过编辑部讨论。过些天回话，说很遗憾没有通过，就给退稿了。只好另找门路，就找到上海文艺出版社。倒还顺利，上海方面接纳了稿子，出版了，居然还印刷五六次，颇有些影响。我就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后，打算大力扶持教材，就想到这本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已经有些基础，不妨修订，拿回北大社来出版。文史室的乔征胜和张凤珠很支持。他们安排我和钱理群、吴福辉在香山住了几天，拟定了修订计划，然后用了两个多月时间，对原书做了很大修改，几乎就是重写了。1998年该书修订本出版。不久这本书被教育部指定为“九五”全国重点教材，影响越来越大，被我们现代文学界誉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研究成果之一，还获得行内看好的“王瑶学术奖”。我重提旧事，不是埋怨当初北大社拒绝此书。想来那时我们几个都还只是讲师，写教材似乎不够资格的，那时出版教材又是非常慎重的事，也怪不得拒绝。不过《三十年》在北大社出版之后，我更加认定北大社应当把教材出版当作主攻方向，常抓不懈。事实上这些年来北大社一直都是重视教材出版的。我认为这是正路。

1999年7月，学校又决定把我调回北大中文系担任系主任，我在出版社的时间刚好两年。如今离开出版社快十年了，我始终和北大社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，也不时帮助出版社策划一些图书。我对北大出版社充满感激，那段生活给了我许多感悟与收获，真的就印证了女儿当初那句话：人生多尝试一些不同的生活多好呀！

2008年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