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锵不以为然:“美国姑娘获得了革命友谊,而我获得了美国国籍,这不是扯平了吗?以后我就成立个妇科医院,叫新东方,专门把东方的孩子接来到西方生。”
八十年代的美国人,就这么讨厌自己的国家吗?难道真是越战后垮掉的一代人?
余切有点好奇了,“你和美国老百姓接触过吗,你觉得美国人觉得自个儿行吗?”
“不太行,太自由了,太散漫,大家都有自己的小九九,不愿意为美利坚民族出力。苏联入侵阿富汗后,他们的电视台天天放苏联即将彻底打通亚欧大陆,说他们美国要输了……我们也要输了。老百姓简直是忧心忡忡。”
余切忽然想到了有个美国小说《美国精神病人》,说的是消费主义下对人的异化,成“精神病人”了嘛,这小说是91年行的,当年就震惊美国文坛,切中了美国老百姓心中的不安。
之后又被改编成电影,大导演大明星来合作拍摄。
如果余切写这么一本小说,提前出来,在这个美国更不自信的年代,恐怕影响力是很大的。
这是余切第二次想要写英语小说,第一次是看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的时候。
没想到,王锵又继续说,“他们美国人在我们中国特别少,据说一趟飞机能全运走,像咱们燕京这块儿的美国人,互相间都认识,是朋友,如果我成了美国人的男朋友,我也就是他们的朋友。”
“于是签证官也是我朋友,他当然不会为难我了。”
这王锵为了出国,真是什么招儿都想透了,但余切关注的却不是这个,而是问道:“那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美国人,有没有谁是做出版商的?”
“有啊,露西家里就是出版商啊,他爸爸是美国麦格劳希尔的高管,这个公司在全世界卖各种语言的小说。”
“露西是谁?”
“露西就是我女朋友。咱的红宝书,他们也翻译过。”
卧槽,太逆天了。
很难想象新化社翻译《独立宣言》,尽管这确实有可能生过。
余切当即说:“以后咱也认识认识你那帮美国朋友,聊聊文学。”
“成,他们就爱这些,但我跟你讲,他们爱红宝书胜过了一切中国文学。”
于是,余切把《美国精神病人》的剧情梗概,写在自己的备忘录里边儿,将来找着机会就写出来,看看有没有办法出去。
这个露西是燕大留学生,对华有好感,又是出版商高管的女儿,简直再合适不过。
西语系的同志们,确实是有大用啊。
他心里记下了这件事儿,剩下的时间又继续写《大撒把》,不久,复习起英语、高数这些功课。
元旦节是中国最早引进的洋节,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也过元旦节,燕大这边组织了各种文艺活动,可惜学生们基本没空享受。
《十月》刊邀请余切去参加京城作家的活动,余切都拒绝了,以至于其他作家问起原因来很惊讶:
“啊?余切老师竟然还是个大学生呢。”
元旦过后几天,余切收到了《外国文学研究》的样刊,打开一看,他的《拉美现实主义》就在上边儿,一字不落。
另一边,骆一禾攥着新一期《人民文学》,急匆匆的找余切跑来。